2015年初，上海自贸区正式扩围在即。
此前，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为代表的首批“可复制、可推广”制度经验，已由上海自贸区探索成功并推及区外；28.7平方公里特殊监管区内，多项金融、贸易等领域创新举措亦在逐步成熟。
但对三年“先行期”业已过半的上海自贸区而言，单纯的“区内”探索已无法满足外界期待。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除认真做好自贸区区域扩展工作外，要在全市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经验，以在更深层面体现自贸试验区对于上海改革开放的标杆作用。
在此语境下，自贸区跳出单独划定的特殊区域，而同上海全局发生更深刻的关联，也是今年被赋予的深深期待。
对接“四个中心”：高起点上新开放
一旦扩围计划得到宣布，上海自贸区将正式囊括陆家嘴、张江、金桥三大新区域，均是在浦东乃至上海最为知名的热点板块。
“这意味着上海自贸区的与众不同，”市人大代表、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浦东新区区长孙继伟表示，“它不是造一个开发区，而是在原有深厚积淀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
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参事吴大器认为，这足以说明新一轮的自贸区改革不只是传统的经贸、金融改革问题。“它是与‘四个中心’和科创中心全面联动的全局问题”。
吴大器表示，作为自贸区核心看点之一的金融改革，有望因扩围而如虎添翼。此前，28.7平方公里的首批范围内金融机构集聚数量有限，诸多金融改革举措事实上并未在自贸区真正施展。但扩围后，陆家嘴雄厚的金融基础显然将成为金融改革的“温床”，自贸区机遇也将有助于金融中心开放度的进一步提升。
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年要推进自贸区与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建设，健全本外币一体化的自由贸易账户功能，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开展个人境外投资等试点。多位代表委员提及，这些金融开放举措均应在自贸区扩围后加速推进，而自贸区金改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充分联动，则需伴随金融开放能级的不断提升。
针对航运中心也有类似的期待，农工党上海市委的一份提案呼吁，加大航运领域开放力度，利用自贸区机制更多吸引航运企业总部落沪。曾担任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现任浦东新区副区长的市人大代表简大年表示，充分对接“四个中心”的自贸区试验，必须建立健全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适应国际规则的经济运行机制，并以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为新一轮自贸区建设的核心价值。
区内联动区外：汲取“核心精神”
而在自贸区面积扩围4倍的同时，其改革效应被期待辐射的范围，远远超过120.7平方公里范畴。
一方面，自贸区多项制度性改革试点，已确定将在浦东全境内推广，包括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三张清单制度，以及政府对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另一方面，除浦东外的上海各个区县，亦将更多目光投向自贸区，并谋求承接自贸区效应、分享改革红利。
在此召开的各区县“两会”上，不少区县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出现“主动对接自贸区”的字眼。一些区的对接举措在更早时期就已起步，自贸区改革已影响多个重点区域。
去年7月，闵行区与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及市工商、质监、税务、食药监等部门，尝试移用自贸区监管模式，为企业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并减少前置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市人大代表、长宁区委书记王为人介绍，长宁区在检验检疫、海关等方面的部分探索，就是先在区内形成雏形，再由自贸区层面提升总结，进而实现全国推广。
而在不少与会者看来，汲取自贸区试验中推动政府改革、促使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精神”，应当成为上海更大范围内对接自贸区的实质内涵。
年前，政府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制度已在多个区县陆续推开，并着力减少审批事项和审批环节。市人大代表、宝山区区长方世忠介绍，该区行政审批项目上已跟随自贸区步伐进行改革，对于自贸区内已明确不做审批、但区外尚未被授权取消审批的项目，宝山区也逐渐由实质审批向形式审批过渡，以尽量减少审批流程和时间。
市人大代表、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洪超则呼吁，发端于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制度和权力清单制度，应尽快在上海实现“全覆盖”。他说，“一旦通过负面清单为上海的市场主体营造一个公正准入的大环境，通过权力清单明确政府部门的权力边界、杜绝推诿，上海的法治建设会更加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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