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上海城市的发展规划好比拼图，各区县都想成为其中的重要板块。在以区县行政为边界的竞争中，杨浦区之于“四个中心”的“存在感”并不明显。全球科创中心的提出让杨浦区打了个激灵，上海市人大代表、杨浦区委书记诸葛宇杰说：“这是杨浦的机遇，我们想要有所作为。”
十多年前，处在“工业锈带”的杨浦区决定另寻发展出路，围绕“知识”“科技”“创新”几个元素做文章，对知识技术的策源、科学技术的转移、新兴产业的孵化颇有心得。时至今日，“创新杨浦”作为城区性格已广受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浦区为眼下的机遇准备了十几年；现在，是提出成为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的时候了。
智力资源高度集聚是优势
21世纪初，老工业区杨浦区进入发展低谷，曾为上海贡献1/4工业产值的辉煌一去不复返，区域经济总量一度在中心城区垫底。诸葛宇杰介绍，两次机遇改变了杨浦：第一次是在2003年，当时市委、市政府作出建设杨浦知识创新区的战略决策，由“传统工业杨浦”转轨走上“知识创新杨浦”；第二次是在2010年，杨浦区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站上了更高的起点。
老城区朝着“知识创新杨浦”如愿转型，首先在于这一定位与区域优势高度契合。杨浦区是上海科教资源最丰富的中心城区，辖区内聚集着复旦、同济等14所高校，在校大学生、研究生总数分别约占全市的20%、30%；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57人，占全市的30%左右；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家、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家，分别占全市的14.3%和10.8%；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有10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有23个，分别占全市的25%和21.3%。与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集团共建20家科技园区，其中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区有七家，占全市的54%。
在本次人代会上，杨浦代表团的市人大代表不止一次提及科创中心，他们认为，智力资源的高度集聚，不仅是杨浦区此前转型的基础，也是杨浦区在科创中心建设机遇面前的独特优势。
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
一事一地的定位和规划，对行政资源的配置、区域社会的发展常有决定性影响。与之相伴的动作，通常包括开掘政策洼地、划拨公共资金、用足人口红利。
但在科技创新问题上，自上而下“划拨”式的行政主导方式不那么有效。“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属于高校、研究院、企业，创新动力、创新能力属于市场主体，政府并不掌握这些资源。”市人大代表左卫东说，“知识杨浦”起步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打破创新主体间的资源壁垒。
杨浦区最为人称道的“破壁”尝试之一，是在国内较早推出成套的创新创业孵化服务，逐步建成“创业前—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创业服务链，如今该区共有孵化载体约18万平方米。由此，推动了科技资源从高校、园区向市场的流动。
近日，杨浦区正与复旦大学合作，结合复旦创新走廊建设，共建“两院两联盟”——产业技术研究院、城市发展研究院和大学生创业联盟、江湾产学研联盟，以促进复旦大学江湾校区与湾谷科技园的联动发展；针对各创新主体之间联动不紧密的问题，杨浦区重点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建设，吸引中介服务机构集聚，强化技术展示、技术交易、技术再研发、技术服务、科技评价等功能。
为市场主体“破壁”，需要政府先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因此，杨浦区十多年前提出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联动”模式，政府承担平台搭建、居间协调的功能。左卫东认为，要适应科创中心建设，把控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需要继续关注的课题。
需要“大象起舞”，更要“蚂蚁雄兵”
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已被列为今年全市着力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科创中心如何建设尚处在“破题”进程中。
“纵观纽约、硅谷、伦敦、特拉维夫等公认的科技创新型城市或区域，至少有几个共同特征：有国际知名的大型科技企业，有市场广泛认可的科技产品，有非常活跃的科技成果交易量。”左卫东说，这些标志性“产品”，必须产生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土壤中。
杨浦区正在打造这样的土壤。辖区内的“创新工场”上海基地、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等专业孵化平台，每年孵化大学师生创业企业二三百家，创业带动就业比率达1∶8.2，高于全市水平。杨浦区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建的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累计支持项目约250个，孵化成功率约50%。
这些年来，杨浦区的创新企业从不足千家增长到6000家，世界500强地区总部从零增加到八家，杨浦区拥有市“专、精、特、新”企业数111家，名列中心城区第一。杨浦区表示：“科技创新需要‘大象起舞’，更要‘蚂蚁雄兵’，我们既要关注‘高大洋’——高端企业、大型企业、外资企业；也要关心‘小清新’——小微企业、青年创业、‘四新’企业，深入细致地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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